被郭沫若抛弃的日本妻子：独自培养五个孩子成材，坚持葬在中国

1894年，佐藤富子出生在日本仙台。
佐藤富子的家族算是当地望族，她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，父亲曾是工程师。佐藤富子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，20岁毕业于日本仙台女校。后来来到圣路加医院，做了一名女护士。
两年后，佐藤富子遇到了赴日本留学的郭沫若。当时郭沫若去圣路加医院探望病重的友人，见到了身为护士的佐藤富子，对她一见钟情。
郭沫若迅速开始了疯狂的追求，他在给安娜的第一封信中写，“我在医院大门口看见您的时候，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是看到圣母玛利亚那样的心情，您的脸放出圣光，您的眼睛会说话，您的口好像樱桃一样，我爱上了您！”
在一封接一封情书的攻势下，佐藤富子逐渐被其热情所打动，陷入了情网。
佐藤富子的父母对女儿的恋情持激烈反对态度，他们希望佐藤富子回到家中，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日本青年。为了郭沫若，佐藤富子与父母闹得非常僵，基本断绝了来往。
佐藤富子认为嫁夫随夫，从此就是中国人了，她请郭沫若为她娶一个中国名字。郭沫若为她取名“郭安娜”，佐藤富子感到非常开心，在后来近八十年的岁月里一直用着这个名字。
郭安娜在恋爱的第二年，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，但入学不久，就发现自己怀孕，只得辍学返回冈山。在随后的十年里，她为郭沫若生下了五个孩子，四男一女。
婚后的日子始终在贫穷中挣扎，郭安娜随着郭沫若在上海与日本之间，来回奔波。在上海的时候，穷的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。回到日本之后，郭沫若开始翻译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一书，当时家里连一张桌子都没有，就用一只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桌子；穷的买不起砚台，就捡块砖头，磨成砚台的样子，结果这本二十万字的书籍只换回了五角钱。
郭安娜又要抚养照看五个孩子，又要做家务，又要挤时间打零工，生活可以说是非常艰辛。为了生存，全家紧衣缩食，经常煮几个红薯就当一顿饭，有时候过不下去，就将棉被、棉衣等送进当铺来维持生活。
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，郭沫若潜心学术，先后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》等著作，取得了学术上的杰出成就。
1937年，中日开战，郭沫若不辞而别，离开了郭安娜和五个孩子，独自乘轮船回到中国。
日本当局发现后，以“间谍”的名义逮捕了郭安娜，将她在牢房里关了近一个月。经过拷打、审讯，未能得出任何有价值的内容，只得将其释放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子就此回归安稳，日方强令让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，声称只有这样，才能受到政府的保护，郭安娜认为孩子是中国血统，不能入日本国籍，对此坚决拒绝。
为挑起生活重担，抚养五个孩子长大，郭安娜拼命工作赚钱。原来是日本富家小姐，现在成了五个孩子事实上的单亲妈妈，迫于生活只好什么都干，租土地种菜、农忙时候帮别人打短工、替人洗衣裳、到农村收购山货、腌制贩卖萝卜干……什么辛苦都尝尽了。
后来也曾经有中国的记者前去日本，见到郭安娜，发现她“家徒四壁，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”。
但在她的拼命努力下，五个孩子不仅平安长大，还都继续了自己的学业，没有一个孩子辍学。几个孩子也都比较争气，抗战胜利前，长子已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，读化学专业，次子也毕业于京都大学，读建筑学专业，三子考进了东京水产讲习所，女儿考进东京女子大学，最小的儿子在读中学。
郭安娜对此也非常欣慰，认为自己可以向老郭家交待了。战争结束后，郭安娜感觉终于看到了希望，想尽一切办法要回中国。
然而等到她多番辗转，带着最小的儿子和女儿万里寻夫，来到郭沫若面前的时候，发现郭沫若已经再次结婚，并且又有了五个孩子。
其实就在郭沫若回国的第二年，就已经和曾做过女明星的于立群同居了，第三年补办了婚礼。
总之，当郭安娜十年艰辛，万里寻夫，见到郭沫若后，两人面面相觑，气氛尴尬。面对这样一个热闹的大家庭，十年时光里积攒了千言万语，到现在全都没必要再说了。
郭沫若找来老朋友冯乃超做郭安娜的“思想工作”，冯乃超向郭安娜指出，这种不幸是战争造成的，希望郭安娜能够尽快结束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。最终，郭安娜带着孩子，再度离开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在周总理的盛情邀请下，郭安娜再度回国，加入了中国国籍。
虽然不再是郭家妇，但郭安娜认为自己始终是中国人。五个子女当然更是中国人，毕竟他们身上确确实实流着中国的血液。在郭安娜的安排下，几个子女也陆续回国，郭安娜说：“中国的建设缺人，我叫他们回来，就都回来了。”
五个孩子都非常优秀。长子郭和夫，后来成了中国有名的有机化学家、石油化学家，主持创建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。
次子郭博是建筑师，回到中国后，进入上海建工局工作，参与设计了上海希尔顿酒店等建筑。他还热衷摄影，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。
三子郭复生，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工程师。
四子郭志鸿，中国著名钢琴音乐家，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。
女儿郭淑瑀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。
后来的郭安娜随子女居住，极少与人来往，也不参加社会活动。她每年回日本探亲一次，但是每次只待短短几天。她向亲人表示，她已是风烛残年，一旦生病，恐有不便。她表示要死在中国，埋骨在中国。
1978年，郭沫若病危，85岁的郭安娜得知后，赶来探望，但只在医院呆了片刻就走了。朋友惊讶地询问为何这么匆忙，郭安娜回答，“他不愿意谈”。
1994年，郭安娜在上海逝世，享年101岁，死前将全部存款捐献。这是一位曾经的日本妻子，后来的中国女性，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