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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评价清末民初的奇人杨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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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度的一生不算长，只有56年，但人生的跨度却很大，大到很难评说。
早年的杨度既是帝王术的贤弟子，又是新学才子；东渡日本留学后，既是心忧天下的传统君子，又是固执己见的立宪派号角；归国投到袁世凯阵营后，既是才堪大用的“帝师”，又是投机取巧的政客；袁世凯称帝失败后，既是出世的禅师，又是蛰伏的智者；生命的后期更让人感叹，虽是落魄之人，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又是拥抱时代的勇者、革命志士。
大概也只有身处清末民初那样风起云涌的时代，一个书生才会有这样波澜起伏的人生。
杨度是湖南人，祖父、伯父都在湘军中服役，务农的生父早死后，他是在伯父家读书、成人的。
十七岁时，杨度以才子之姿考中秀才，十八岁再中举人，但在随后的会试中，他却两次落榜。
两次落榜后，二十一岁的杨度没有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他拜在了王闿运门下，醉心研修帝王术，这对他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王闿运的门生很多，夏寿田、齐白石等人都是，但真正接过王闿运衣钵并把帝王术付诸实际只有杨度一人。
说杨度是奇人，最传奇之处即在这里，一介书生以帝王术让乱世枭雄袁世凯失了心智——
为什么王闿运没能将帝王术施用在清末豪杰身上，杨度却做到了呢？
这跟他随后的经历有关，王闿运玩的还是老一套，杨度却将他的帝王术糅进了政治新思潮中。
这个政治新思潮就是“君主立宪”。
杨度去日本求学，王闿运虽不同意，但最终还是没能阻止这个志在拨弄天下风云的“贤弟子”。
在日本，杨度虽激情进步，但与其他革命青年不一样，因有帝王术这个文化权谋信仰，对革命他是不赞同的，他崇尚的是有“王”的天下。
虽说和梁启超等人有很多精彩的唱和，但他始终是坚定、或者说是固持己见的“立宪派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在立场上针锋相对，但在实际行动上，杨度却又是君子的，孙中山邀他参加同盟会，他拒绝后的说法很能代表他的这个君子做派——吾主君主立宪，吾事成，愿先生助我；先生号召民族革命，先生成，度当尽弃其主张，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，斯在今日，勿相妨也。
客观地讲，此时的杨度是心系天下的有为君子，而非后来的帝制罪魁。
从某种意义上，袁世凯称帝在某种程度抹杀了清末民初诸君关于“君主立宪”的积极探索。在咱们粗浅的认识中，因有逆历史潮流的袁世凯称帝，咱们忽略了清末“君主立宪”的进步意义。
事实上，在清末，杨度一度是“宪政”导师，不仅清廷看重他，民间也无异议。
清廷下诏准备立宪，依据就是杨度为出洋五大臣写的宪政考察报告。
毫不夸张地讲，那时的杨度就是颇受瞩目的顶层设计者，朝廷大佬们是要听他授课的。
然而，因为清廷对皇权的依恋，以及袁世凯的野心，本算国家前途道路的君主立宪最终没能实现。
民国建立后，虽然共和政体未必适合当时的中国，但潮流已无更改的可能，说的直白点，受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，民间再无容纳国家有“君”的现实。
理智地讲，杨度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并不是反动的，落后的，但他忽视了时代潮流。
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动机，乃至是良苦用心，一旦逆时代潮流，你就是罪人。
正因为轻视了这一点，随后他和袁世凯一同走进了万劫不复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，杨度再也不是有为君子，他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无耻且投机的政客。
文人卷入政治，最糟糕即莫过于此，从理想君子堕落成政治婊子！
但杨度这个人奇就奇在，堕落之后他并没有彻底沉沦在历史中，相反在深刻反省后，他竟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站立了起来。
他先是加入了国民党，后又加入了我党，并且在白色恐怖下为革命做了很多事。
他自己两句诗很能概括他这个民国奇人——
他生命的大半程追求的是“圣主开基第一功”，最后一小程追求的却是“男儿报国争先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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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度是清末民国初的传奇人物，他表面上看似一个飘忽不定的谋士，而实际上，他骨子里有一种执着之气，执着于探索医民救国之道。
在杨度病中自写挽联道：“帝道真知，如今都成过去事；医民救国，继起自有后来人。”而他的恩师、近代最后一位纵横家王闿运却说：“弟子杨度，书痴自谓不痴，徒挨一顿骂耳。”蔡锷将军很能理解杨度，他说：“湘人杨度，曩倡《君宪救国论》，附袁以行其志，实具苦衷，较之攀附尊荣者，究不可同日语。望政府为国惜才，俾邀宽典。”
杨度（1875年1月10日-1931年9月17日）原名承瓒，字皙子；后改名度，别号虎公、虎禅师等。杨度是农民子弟，后来，他考取了秀才，并于光绪十九年（1893年）顺天府乡试成举人，但是，第二年之后，他甲午科、乙未科会试均落第，在会试期间，恰逢康有为等“公车上书”，他也跟随着，当时，他认识了梁启超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。后来，他回到湖南，师从于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，从王闿运那里学到了纵横学、儒学和各家学说。杨度尤其醉心于帝王之术，他曾对友人说：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，然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，道或然与？”杨度执着于以帝王之术来经营世事，努力想当帝王师。他成了当时最博学并深谙谋略的杰出谋士。
杨度是一个敏锐机智、思想活跃的人，他并没有因谙熟帝王之学而拒绝新观念，时局的变化使杨度开始兴趣新学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湖南推行新政，谭嗣同、熊希龄、唐才常、梁启超等在长沙办时务学堂，而杨度与蔡锷、刘揆一等一起去听课学习，并开始议论当时国事。新学让他开阔了眼界，他觉得不能仅仅守住旧学而坐井观天了，于是，开始了他游学东洋的历程。
杨度像
第一，留学日本，研究宪政，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
杨度曾两度到日本留学，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，当时，杨度的恩师一直劝王闿运不要出国，但杨度当时接受了新学，对于出国是很向往的，于是，杨度瞒着他的老师自费留学日本，进入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学习。他与黄兴等是同学，当时日本受维新活动的影响，思想很活跃，中国有相当一些留学生都受到了影响，杨度也受影响，他开始积极做一些与新思想密切相关的事。
比如，在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的结业会上，东京弘文书院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清国人的言论，杨度受新思想的影响，有一些教育方面的见识，他便当场与校长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进行激烈辩论，引起广泛的关注。后来，杨度以《支na教育》为题，将他在辩论中发言的内容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上，而这篇文章得到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赞誉，杨度成了留日学生中的名人。
再如，杨度在留日期间，曾与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了《游学译编》，这刊物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。可是，《游学译编》需要经费，但在日本很难筹到经费，为了让《游学译编》继续办下去，杨度不得不回国筹集经费。杨度回国后，先去拜访他的恩师王闿运，之后，他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，张之洞一见杨度便对他非常欣赏，认为杨度是一个很有才的年轻人。
杨度的才识逐渐受到了当时湖南文化官员的重视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他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，初取一等第二名。而一等第一名是梁士诒，可是，梁士诒却因为其名字而倒了大霉，他的名字被解释成了“梁头康尾”，与康梁戊戌变法联系起来，慈禧太后很讨厌这名字，梁士诒被除名，杨度也受影响，而且，杨度是湖南师范生，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清廷的言论，被怀疑与唐才常是同党或革命党，因而被除名，并受到通缉。后来，梁士诒成了北洋政府的财长，成了杨度的政敌。
杨度被通缉之后，回到了家乡，期间他娶了中路铺黄氏仲瀛为妻。但是，杨度一直向往着接受新思想，在结婚后不久，他便第二次赴日本东京，再次进入了弘文学院学习。刚好他的弟弟和妹妹是湖南省第一期官费留学生也到日本留学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秋，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，他们忧虑国事，为国家的未来而担忧。杨度对应着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创作了《湖南少年歌》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上，表达了湖南人救国勇气，他写道：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。尽掷头颅不足痛，丝毫权利人休取!”至此，杨度与梁启超成了志同道合的人。
第二年，杨度从弘文学院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，而在政法大学的经历对杨度后来人生的影响非常大。当时，他与汪精卫的是同学，与蔡锷更是关系十分密切，蔡锷休假日都到杨度家吃饭。入学第二年，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，后又被推举为留美、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。
这期间，杨度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事，比如，他带头请愿，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年）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，主张收回路权，由清政府自办，以维护国家主权；他发表《粤汉铁路议》申明他的观点。
再如，杨度在政法学院集中大部分学习精力，研究西方各国的宪政，逐渐成了宪政理论专家。同时，他在思想意识上，他开始坚持宪政立场。因而，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关于保皇派与排满革命派的争论中，杨度并不介入两派论争。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他以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回国，与他的老师王闿运研究关于维护粤汉铁路权的对策，最后决定提出官绅筹款自办。他带着方案去拜见张之洞，他的方案得到张之洞的大力支持。不久，清廷收回了粤汉铁路的自办权。杨度干得很漂亮，他因此事的成功而声望大增。
杨度在东京还遇到了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，他就是孙中山，可是，他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却是不一样的。杨度与孙中山曾就中国的前途问题辩论过多次，“聚议三日夜不歇，满汉中外，靡不备论；革保利弊，畅言无隐。” 杨度虽然不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，但他却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，促成孙、黄合作，成就了孙、黄后来的革命情谊。
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时，极力邀请杨度加入，但都被杨度拒绝了。杨度很开明地向孙中山表示：“吾主君主立宪，吾事成，愿先生助我；先生号召民族革命，先生成，度当尽弃其主张，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，斯在今日，勿相妨也。”（参看章士钊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》等）此后，杨度很长时间一直没有与孙中山合作，孙中山坚持要革清廷的命，而杨度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。
杨度在日本的学习活动和经历以及他所接触的人表现一个重要现象：近代中国早期的革新者，如孙中山、黄兴、蔡锷等，都是在日本开始他们的活动的。
杨度雕像
第二，从议政到从政，执着于君主立宪
弱国无外交，清廷的腐败软弱使海外留学生也受遭殃了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日本文部省颁布无理的《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》，并称清国人“放纵卑劣”，肆意侮辱清国人。留日学生群起抗议。杨度以留日学生干事长的名义递交抗议书，带头向日本政府抗议。
当时，在关于留日学生的学业问题上，留学生意见不一，分为两派，一派主张自办学校；另一派主张向日妥协。湖南人、华兴会创始人之一、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天华蹈海殉国，以示对日抗议。杨度作为总干事长，被一些留学生指责为办事不力，工作很困难。
此时，国内开始掀起了关于宪政的讨论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以及端方、徐世昌等五大臣至欧洲、美国、日本考察。考察大臣为了给清廷交上考察报告，五大臣出洋的参赞熊希龄到了日本之后，他知道杨度和梁启超学识丰富，且对宪政比较了解，便请他们执笔起草报告，于是，杨度便写成了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和《实行宪政程序》；而梁启超写了《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》），这些报告影响巨大，杨度声名显赫。五大臣回国后，清政府参照杨度的报告下诏预备搞立宪制度。杨度作为立宪派的思想代表也从此开始扬名。
之后，杨度在日本的相当一段时间，皆是在努力宣传宪政，传播宪政思想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，杨度在东京创立《中国新报》月刊，他自己任总编。此时，杨度与梁启超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。杨度坚持“不谈革命，只言宪政”，因此，他也与孙中山等在政见方面分开了。接着，杨度很勤奋写文章，他发表14万字的重磅论文《金铁主义》和其他不少文章。其主要论题是宣传君主立宪，主张成立政党，建立国会，实行宪政。杨度还组织政俗调查会（后改名宪政讲习会、宪政公会），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。不久，梁焕奎、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，想请杨度为会长，恰遇当时杨度的伯父逝世，杨度回国，担任成立湖南宪政公会会长，起草了《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》，他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修改后，联络很多湖南名流联名上奏，掀开了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。杨度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春，当时清廷的两位重臣袁世凯、张之洞，联合保荐杨度，以他“精通宪法，才堪大用”为由，清旨让他入朝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，因他仅有举人功名，只能是候补四品。杨度开始从议政走向从政，当起了清朝的官员。
此时的袁世凯对杨度非常重视，他想利用杨度的宪政知识来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。袁世凯专门请旨，让杨度在颐和园向清廷的皇族亲贵讲解立宪精义，并主张开设民选议院。之后，杨度还被清廷委任为高级讲师，经常出入颐和园，为王公大臣们补学宪政知识。清政府在袁世凯等人的倡议下，开始要搞“立宪”，而立宪活动的文件基本上都是由杨度执笔起草的。杨度成了清廷立宪活动的理论和政策权威。
清廷的所谓“立宪”活动开始了，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清廷真的成立了“皇族内阁”，杨度因筹备活动有功，加上袁世凯等人的推荐，他成了“内阁”中的统计局局长。杨度的这一段经历，使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越来越近，两人建立了很深的私交。杨度感到袁世凯对他有知遇之恩，而且，他感到袁世凯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，杨度开始想起了他年轻时的帝王之学，他感到袁世凯正是他想找的不一般的人物，杨度在心里从此开始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的帝师，并且很忠心地辅助袁世凯，为他做事，维护他。
杨度接二连三地为袁世凯忙乎着，甚至冒险维护袁世凯。比如，清廷摄政王载沣一直把杀袁世凯认定为清皇室最危险的敌人，他想杀了袁世凯，让杨度起草诏书，杨度竟然敢拒摄政王令，据不草诏，并冒死找理由想救袁世凯。
再如，袁世凯离开朝廷后，在家乡装着钓鱼，此时武昌起义爆发，杨度特意跑到袁世凯的故乡去，当起了袁世凯的幕僚。
又如，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，袁世凯加入了内阁，杨度也当了内阁学部大臣，但是，杨度感到袁受到排挤，杨度便与汪精卫发起了“国事共济会”，杨度利用他与孙中山、黄兴等的关系，为袁世凯与南边革命力量进行调停，杨度成了袁世凯的联络代表之一。
从此时直到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杨度一直坚持他尊崇的“君主立宪制”，期间，黄兴到北京时，曾极力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，但他没有答应，留念他的立宪理念。后来，与宋教仁、覃振一起并称国民党桃源三杰之一胡瑛也诚心邀请杨度加入国民党，杨度却提出，只有国民党放弃“政党内阁”，他才会考虑加入，这表明杨度依然坚持他的君主立宪主张。
杨度支持袁世凯是尽心尽力的，他甚至还特意邀请他的恩师王闿运出山，进京担任袁世凯内阁的国史馆馆长。
杨度这一时期一直想通过君主立宪制来振兴国民，他认为中国应像日本一样，实行君主立宪制，这种制度最适合当时的中国现实；而在杨度的内心深处，他一直有一种之前他老师王闿运教育他而形成的“帝师”心理在作怪，这也使他后来继续追随搞复辟的袁世凯。
第三，追随复辟，写下了人生最大败笔
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，袁世凯的野心露出来了，他解散国会，背叛了原来与南方革命力量合作的约定，而此时，杨度却当上了袁世凯组建的参政院参政。第二年，杨度呈送《君宪救国论》，为袁世凯摇旗呐喊，他大声呼吁：“中国如不废共和，立君主，则强国无望，富国无望，立宪无望，终归于亡国而已，故以专制之权，行立宪之业，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。”
作为曾经新思想的代表，杨度此时已经在思想上落伍了。时代变了，而杨度却仍坚持着“君主立宪”。他的大声论调让袁世凯喜出望外，大肆称赞，袁世凯称杨度的论调是“至理名言”。
杨度对袁世凯的卖力还不止于此，杨度在袁世凯政府当学务副大臣时，与孙毓筠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、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了“筹安会”，杨度任理事长。他们极力主张和宣传君主立宪制，为袁世凯称帝打造舆论。袁世凯对杨度十分欣赏，亲自为杨度赐匾，题上“旷代逸才”四个字，以此来表示对杨度的特别恩宠。
杨度沉溺于他的“帝师”梦想中，而洪宪帝制的政策一出台，杨度便广受声讨与唾骂，连杨度原来的挚友梁启超也称杨度为“下贱无耻、蠕蠕而动的嬖人”。
在激烈变化的时局中，大浪淘沙，逆潮流的守旧者必然被淘汰，但他们往往不问责自己而是怪罪别人。洪宪帝制失败后，袁世凯在临死前大声喊着：“杨度误我！”他认为正是杨度坚持君主立宪制影响了他，使他复辟帝制。
而袁世凯死时，杨度却为他写了挽联：“共和误中国，中国不误共和；千载而还，再评此狱。明公负洪宪，洪宪不负明公；九原可作，三复斯言。”
洪宪帝制彻底失败，黎元洪当上了总统，他所发布的关于“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”时，杨度被列在第一位。这个时候，杨度遁入空门，闭门修佛，他以“虎禅师”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、偈语，以佛学态度思考人生。之后，张勋兵变搞复辟，清廷邀请杨度入京，杨度拒绝，并通电给张勋等说：“所可痛者，神圣之君宪主义，经此牺牲，永无再见之日。度伤心绝望，更无救国之方。从此披发入山，不愿再闻世事。”
此后，他作为俗家弟子，进入佛境，学佛参禅，悟出了禅的精神即是“无我”，大讲“无我主义”的“新佛教论”。
第四，告别君主立宪，转向共和，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
其实，年轻时专攻帝王学、纵横学说，之后又接受新思想，并执着于君主立宪制的杨度，很难真正地倾心于佛学。君主立宪失败之后，杨度不久之后又活跃于政治舞台上。
此时，杨度的政治主张逐渐由君主立宪制渐转向民主共和。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，南方的局势严重，陈炯明叛乱，杨度受孙中山委托，以孙中山特使的身份通过曹锟的秘书夏寿田，极力游说曹锟，有效地阻止了吴佩孚对陈炯明的援助，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。孙中山赞扬杨度能履行政治家诺言，没有忘记在日本东京时的约定。
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杨度终于告别了以前的政治主张，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。对此，孙中山很高兴，特电告国民党全党，称赞杨度加入国民党为“此次来归，志坚金石，幸勿以往见疑”。此后，杨度到山东，策应张宗昌北伐，为北伐作贡献。
杨度加入国民党之后，经常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一起活动，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共产党员李大钊等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，了解共产党的理论主张。1927年，李大钊被捕，杨度在北京想尽办法营救李大钊和中国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。但未能成功把李大钊等救出来。
民国十七年（1928年），杨度到了上海，在上海定居下来，此时，他一方面以经营字画作为表面营生，实际上，他成了杜月笙门下的“清客”；另一方面，他暗中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，他还加入中国互济会，捐助过大额经费。
在上海时，杨度最后写的作品是《杜氏家祠记》和《杜氏家祠落成颂》，是为杜月笙大说好话的，他在文章中赞杜月笙说：“予初闻杜君名，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，意气甚盛；及与之交，则谦抑山下，恂恂如儒者，不矜其善，不伐其能。人向往之，其德量使然也”。
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秋，中国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，国民党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，而杨度由于之前与李大钊等杰出共产党的交往，逐渐了解共产党的主张，他感到共产党才是能救中国的政党，于是，在共产党最艰难时期，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潘汉年介绍杨度入党，伍豪（周恩来）亲自批准，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与周恩来单线联系。后来，周恩来撤离上海，由夏衍同杨度单线联系。
对于杨度加入共产党一事，当时有人讽刺他是投机分子，而杨度厉声反驳：“方今白色恐怖，云何投机？”杨度的共产党身份是严格保密的，极少人知道他的这一真实身份，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病危时，才将此事公布于世。当时，周恩来派秘书来告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，让他转告《辞海》编辑部：《辞海》上若有“杨度”条目，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。
杨度晚年在上海与家人合影
孙中山先生曾建议杨度写一部《中国通史》，杨度开始做准备，搜集了不少资料，还写出了大纲，但是，杨度近六十岁时，有肺痨病和费病，撑不住了，1931年9月17日在上海租界因病去世，逝世后安葬在万国公墓。周恩来、潘汉年都前往吊唁。
杨度有功有过，有靓丽的革新举动，有传播新思想的光辉业绩，但他也有过保守，有过违背历史潮流的荒唐行动，特别是在袁世凯称帝时极力维护帝制，虽然在“君主立宪”问题上，袁世凯重在“君主”，而杨度重在“立宪”，但毕竟是逆潮流而动的，他因此也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大的败笔。不过，在他晚年，他接触马克思主义，在白色恐怖的严峻背景中，他加入了共产党，这是他真正的觉悟。
杨度虽有过，但他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，他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：
首先，在清廷腐败，内忧外患的局势下，他是最早想通过建立“宪政”来实现救国梦想的积极知识分子之一，杨度所撰写的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》《实行宪政程序》等，是中国最早较系统地阐述“宪政”理论的文章，对于传播宪政思想，反对腐败清王朝意义重大。
其次，他和梁启超等很早就想组织新政党，推动清廷政治改革，他们酝酿把新政党命名为“宪政会”，计划将建党的本部设在上海，由杨度出任干事长，他们还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，将其定为：“尊崇皇室，扩张民权；巩固国防，奖励民业；要求善良之宪法，建设有责任之政府。”（《杨度 “君宪国师”的哀歌)他们还筹划在国内争取政界要人和立宪名流加入。这虽然有与清政府妥协的一面，但在当时提出建立新党，提出“扩张民权、巩固国防、奖励民业”，这是进步的举动。
再次，杨度在传播宪政思想方面的贡献是最大的，起先，他联络湖南士绅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，并上书清政府请开国会，这是最先提出召开国会的。之后，在杨度的领导下，组成宪政讲习所，扩大活动范围，他们以“开国会”为名扩大号召力，向政府请愿。再后来，其声势浩大的宪政传播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1月，让宪政讲习所更名为“宪政公会”，并成为清廷民政部批准的合法组织。杨度召开评议会，重新修订章程，确立该会的宗旨为“确立君主立宪政体”，杨度出任改选后的常务长。这虽然有妥协的一面，但在当时却是确实可行的，杨度的这些活动对于促进社会政治改革是积极的，也是进步的。
最后，看看杨度很矛盾却又很真诚的两幅对联——
袁世凯称帝时，他写对联《贺袁世凯称帝》，把袁世凯夸得很肉麻：
“听四百兆人巷祝衢歌，恍亲见汉高光，唐贞观，明洪武；
数二十世纪武功文治，将继美俄彼德，日明治，德威廉。”
而对于领头推翻洪宪帝制的蔡锷将军，他也写对联真诚悼念：
“魂魄异乡归，如今豪杰为神，万里江山空雨泣；
东南民力尽，太息疮痍满目，当时成败已沧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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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地地道道的湖南人，杨度流亡日本时，曾作《湖南少年歌》：“我本湖南人，唱作湖南歌。湖南少年好身手，时危却奈湖南何？湖南自古称山国，连山积翠何重叠。五岭横云一片青，衡山积雪终年白……”此歌首刊于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报》上，其爱国之心、慷慨之志、磅礴之气，如一记闷棍，敲打在沉睡国民的头脑之上，成为了时代的强音，尤其一句“若道中华国果亡，除非湖南人尽死”，曾激励无数人前赴后继，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抛头颅洒热血。
杨度，字皙子，湖南省湘潭县人，1892年考取秀才，1893年考中举人，后参加会试落第，支持“公车上书”，因此与袁世凯、梁启超等结识，后回湘潭，师从湘中名儒王闿运，入王闿运师门学习三年，王闿运精通帝王之学，醉心帝王之术，杨度深得其学，并对他一生的事业追求产生极大影响。
后来，杨度开始接触新学。世纪之交，西学东渐，湖南推行新政，梁启超、谭嗣同、熊希龄等人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，杨度甚觉新鲜，与蔡锷、刘揆一等人一起参加学习，谋求兴国安邦之道。不久，在西学的影响下，杨度两度自费留学日本，先后在东京弘文书院、日本法政大学学习，期间曾与黄兴、蔡锷同学，与梁启超过从甚密，并结下深厚友谊，这些经历和交往，都对杨度的思想产生过影响。
1905年，杨度以留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的身份，带头请愿，发表《粤汉铁路议》，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，主张收回路权自办，最后粤汉铁路权成功收回，杨度因此声名四起。
从《湖南少年歌》中可以感觉到，杨度当时非常敬佩美国总统华盛顿，说明他曾经向往过共和国体，后来却转向了支持君主立宪，而且不遗余力，这种转变可见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对他的深刻影响。
1908年，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家，许多人避之不及，杨度却看上了袁世凯这棵“大树”，不但为落寞归家的袁世凯送行，还时不时专程前往袁家嘘寒问暖，献计出谋。民国之后，他甚至还对人说：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，然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！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袁世凯非帝即王，我杨度只要袁公上台，咱就是帝王师，辅佐他成为日本明治天皇那样的有为之君。说这话时，杨度脸上是何等自信！然而，民国已立、皇帝早已成为时代所抛弃如臭气熏天的裹脚布，杨度却仍然醉心其中，其观念又何其落后！
后来，主张君主立宪杨度，果然发起组织筹安会，为袁世凯称帝鼓与呼，捧起了这场天大的闹剧，最后，自己也成为了有识之士共同讨伐的对象，被人以漫画讥为“走狗之首”，连曾经的知交梁启超都公然与之决裂，一世英名，付诸东流。
杨度作为清末民初的有志之士，有爱国之心，有谋国之举，四处奔走，竭力鼓呼，其心若赤子，然而，虽心赤，才不继，虽志坚，眼光浅，虽大才槃槃，雄辩滔滔，终不脱书生意气。据说，袁世凯抱恨去世前，曾经大呼：“杨度误我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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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答者：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林小静
杨度是清末活跃在政坛的风云人物，曾长期主张君主立宪的思想，在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派别中，杨度既不属于革命派，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，张玉法先生曾称杨度是“立场介于保皇与革命之间”。杨度虽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代表性人物，但他的政治主张却先后几次发生过剧烈的变化：1908年4月他进入清政府宪政编查馆后，从反对清政府到为清政府辩护，与此前的君主立宪论相差甚远。其后，他又重申君主立宪的主张，两次参与复辟活动。
杨度
早年杨度曾留学日本，在那里他逐渐形成了以开国会广造舆论、以国会推动立宪的思想，通过考察比较世界各国的政体后，他指出最适合中国的当为君主立宪制。杨度倡导的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基础上建立责任内阁，君主是国家元首，责任内阁则是政府，杨度指出中国要想富强起来，必须变革现有的政治制度，将国家改造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。他主张君主立宪论主要出于两个原因：第一，在君主立宪制度下，掌握最高权力的应为国会，这样才可达到“发达国民”之目的；第二，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，因中国封建贵族势力庞大，难以在短期内铲除，因此他认为“尤不必以君主一人之故，而牺牲全国人民以敌之，贻国家以危害”。
杨度手书
1907 年1月，杨度出于“因国事危迫，举世无一定之方针，欲对国民有所陈说”的目的在东京创办了《中国新报》，其后不久他在《中国新报》上发表了《金铁主义说》一文，比较了世界上的民主立宪国和君主立宪国，认定最适合中国的是君主立宪制，而非民主立宪制。他说:“金者黄金，铁者黑铁；金者金钱，铁者铁枪；金者经济，铁者军事，欲以中国为金国，为铁国。变言之即为经济、军事国、合为经济战争国。” 1907 年 7 月，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在东京成立了宪政讲习会，他不仅通过《中国新报》鼓吹召开国会，而且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，同时抨击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“不过悬立宪之虚名，以召革命之实祸而已。”
杨度
杨度主张的君主立宪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：第一，他认为君主立宪制下负主要责任的应为责任内阁，它是民富国强的保证，“政治革命之目的，则以改造责任政府为其惟一之目的。”但同时责任内阁时刻受到国会的监督，对于责任内阁不负责任之行为，国会有权对其进行弹劾并改造。第二，他着重鼓吹要召开国会，因为国会的本质是代表人民参政议政，但是杨度所主张的国会并不是从普通民众中选出，能进入国会的人必须是“有身家智识者”。第三，杨度强烈呼吁要尽快制定宪法，君主立宪制下，宪法的主要作用在于限制君主的权力。可见，这时杨度极力倡行的君主立宪制仍是要限制帝王的权力。
1908年4月20日，杨度经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的推荐进入了清政府的编查馆，负责起草宪政法令章程，从此杨度的立场发生了较大的改变，他不再主张反对清政府，也不再强烈请开国会，而是赞扬“政府公忠”。即便日后民间都在抨击清政府的假立宪时，杨度仍就任了清内阁的统计局局长，完全成为了清政府的御用官僚。清政府覆亡后的1915年3月，杨度又站在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一边，极力鼓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好处，不过这时他的君主立宪论与早前的却已大相径庭了。
参考文献；
侯宜杰：《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杨度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1988年第1期。
蒋懿菊：《杨度思想转变初探》，《西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1991年第3期。
唐自斌：《杨度与民初两次复辟》，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》1992年第2期。
左玉河：《立宪乎，共和乎: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13年第4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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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家积弱积贫的年代，多少人为了打倒列强使国家富强，上下求索，四处探索，产生奇人杨度，是时代的产物。
